元夕佳节过完，意味着大宋政府的休沐结束，一时之间各个部院衙门立刻忙碌起来。</p>
新一年的第一次大朝议是在大庆殿举行的，这也算是一个常例，也算是过完年的收心会。</p>
朝议之上，除了一些正常的大体安排，其中议论到的两件事情和钟粟关系非常重大，那便是即将到来的春闱和春耕。</p>
前一年的秋闱，已经筛选出了大量人才，但最终决定命运的却是这春闱，最后最高级别的殿试是其中的重头戏，所谓的东华门唱名也真是三年一大比的高光时刻。</p>
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已经具备了雏形，但制度上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这些问题在宋朝被逐步解决。</p>
宋朝对科举的重视还是很让人惊叹的，当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p>
这个19人也有一定的原因，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p>
宋朝的首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p>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为了笼络士子，开宝三年，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p>
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p>
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钟粟的身份便是这么解决的，否则他想进入大宋公务员系统还真有麻烦。</p>
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p>
当然，这次是特例，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宋朝也不算罕见。</p>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p>
这方面最该肯定的，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p>
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他们觉得，平时声名狼藉，考试成绩上佳，你录取他不录取他？</p>
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主考官是欧阳修。</p>
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拿到苏轼考卷一看，眉飞色舞，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定为状头。等到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苏轼。</p>
所以，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总之他当主考时，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也很难做到。</p>
宋朝的考试还有一个最值得称道的地方，那便是文风的转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