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对生活的适应本来是平常的变迁其实世界上这类国土易主百姓依旧生活的状况很多传统的文化似乎依旧传承的状态下不知不觉的也在渐变。而同时政治制度和统治者不断变更历史也在慢慢的演化昔日的战场成为桑田往日的对手一笑泯恩仇。
然而宋朝的文人和士大夫对这样的事实有愿意认知的愿望么？不！他们始终还是抱持着传统的地域、国家和民族畛域界限严于区分种族等级在血缘种族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坚持到底。这样的观念一直留存以血缘中心观点区分世界的亲疏坚持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
赵昺并不以为这样不好当初他也是利用这种基于血缘和种族的爱国之情将一盘散沙般的行朝及遗老遗少们团结一起以致对抗蒙元为代表的异族入侵恢复旧国夺回故土。然而现在这种观念却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不知将如何对待留在北方的同胞。
但在儒法为主体的政治理念的古代社会只许成功不许成仁只许成仁不许言败否则就是背叛的观念下李陵归降被诛灭九族司马迁为他诉说衷情也要被判杀头有人为之说项方得阉除生殖器才能苟活存身那么无力的百姓就只好做墙头草了。
继续煽乎与‘北人’的百年恩仇后人晕菜的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汉蒙逐鹿中原最终归于团圆一家究竟是兄弟阋于墙还是国争天下的一本糊涂烂账百年前之国断非百年后之国前人爱的国家和我所爱的国家究竟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
汉族苦心孤诣地要维持天下大一统的国家主义又要坚持汉人中心文化优越论此中文化矛盾殊难合乎逻辑。“爱国”二字内涵太过混乱在历史的长河里很难使人可以给它一个合理的文化整合赞誉秦皇的视屈原为反动；歌颂成吉思汗的笑文天祥为迂腐；屈原“伟大”的“离骚”便成了此一时彼一时的自我哀怨罢了。
只是绝大多数的文人清客都绕过了具体的常识难题去抽象地把爱国难题无限拔高让老百姓无所适从。时间的长河把一家一国的短暂悲哀冲刷销蚀殆尽把过去的悲壮变成了一处处喜剧。这种文化上力不从心的感觉决定性地给整个民族一种无从真诚爱国的复杂心理感受。
赵昺也意识到再以历史行进中不断变化生成的局部观念作为千古不变的国家意识则完全不合逻辑自相矛盾陷入缠夹难解的困局尤其以如此一种传统僵化的国家、地域和血缘伦理意识作为不变的爱国主义的理念基础则完全无法应对今日变革的挑战使一代代后人无所适从。
要想改变现状建立一套新的价值观和新文化体系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赵昺觉得以自己这点儿能水是够呛而当前他依然需要民族主义来进行复国大业时机还不成熟。但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尽管这很难而今他就面临着项传统观念的挑战可仍然没有放弃……
赵昺在入主临安后下旨在城中设立医药院一来是为民接触病痛二来也是彰显朝廷对百姓的体恤。本来这是项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进行的很是艰难而最困难的是少有人去看病。别说出现爆满多半的病房都是空的去治病的除了军卒和家属就是抱着死马权当活马医的人了。
而为什么办好事却难以成好事呢？赵昺也想过其实主要还是传统观念在作祟。我们知道在古代医疗事业并非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而是由民间医生来承担且他们以单打独斗为主医者本人却对此并不热衷导致医院在社会上难以持久发展。
在现代社会谁都清楚医院必须建立在医者主动、患者从动的医患关系基础上这样才能实现对患者的持续治疗。所以医患关系中医者居于主动地位患者从动即便因为疗效而产生的激烈的医患矛盾医生一般也不会在医患纠纷中吃亏因为仲裁者往往也是医生也往往在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获胜。
但是中国古代的医患关系却恰恰相反医者是从动、被选的。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主地择医而求治医生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病人这方全家都会参与医疗过程并握有最终决定权而且患者还会故意设置难题考验医者。
苏轼就记载了当时流行的“困医”行为当时的士大夫延请医人之后往往故意不告知病情而是请医者诊脉一旦能将病情讲清楚才能算正式投医。他对此深恶痛绝望闻问切乃诊疗四大要素只靠一个“切”怎能考验医人水准？所以他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延请医人之后就将病情和盘托出并在诊疗过程中观察医者的能力。以赵昺来看他看似开明的行为其实也不能免俗只是考察方式不同罢了。
同时患者还追求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效果。稍不如意就会更换斥之为庸医。因此中国古代的医者必须直接面对患者负责而且他们的经济来源就是患者的钱包要想保住饭碗就得‘忍辱负重’不得不迁就患者的习惯。而赵昺办的医药院背景是朝廷里边的医生自不会惯着他们于是患者寥寥。
其次中国古代医者自身也存在弊端就是他们保密风气严重善于单打独斗这也是与以分科协作为基石的医院格格不入的地方。俗语云“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医人几乎全部仰赖市场生存面对患者的择医试医没有绝招是无法立足的。
甚至还曾经出现过医者之间互相倾轧的现象扁鹊就是死于秦国太医李醢之手还有医者通过在另一医者药方里擅增毒药的方式嫁祸于人。因此中国传统医界保密风气十分浓厚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露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
在这保密至上的时代必然没有学科发展所必需的正常的交流平台和话语体系。如此还能指望有正常的分科协作吗？被动的医患关系和保密习气带来的就是分科协作的困难。甚至传统的精英思想下连基本的社会分工都遭到非议这种追求个体疗效追求精益求精的现象几乎贯穿当时医疗界的各个方面。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史籍中看到的中国古代的医者都是云游神仙一般的游医或者坐堂医为主他们可以有技术上的分科但是却缺乏组织上的协作也就直接影响了医学的发展。最让赵昺难以忍受的就是低效率当下的医疗系统可以说是脱胎于战地医生讲究的就是效率每慢一点就要死人的。
还有让赵昺深为厌恶的就是在医学界当下其实是名医与骗子共存的时代。在古中国的医术与巫术一直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也就为骗子们提供了机会。而这种能够奏效主要依赖两个要件：一者受众获取的信息严重不完整；二者建构一种错误逻辑。
具体来说就是：神棍们不会告诉他们的信众究竟有多少人喝了他们的符水活下来与死去的比例是多少；又有多少人没有喝他们的符水活下来与死去的比例又是多少；也不会告诉他们的信众有些病可以自愈有些病则不能。信众们获取到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个“幸存者偏差”陷阱他们看到了许多病愈者而这也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却忽略了数量同样庞大的病故者。
巫术与病愈有时只是一种时间上单纯的先后关系就可以被神汉巫婆们渲染为因果关系再打上一个补丁：病好了是神力、病没好是神舍弃了你这就形成了一个荒唐的、却又“严丝合缝”的逻辑闭环。赵昺觉得现代社会同样流行这样的骗术看似粗糙但身在局中之人若无获取信息的渠道、甄别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与工具要看穿骗局并不容易。
这些神棍们在欺骗民众骗取钱财的同时赵昺清楚他们同样是威胁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往往以这种骗术吸引信众然后谋取权力颠覆国家。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汉代的张角、张鲁皆是此道中的高人病人来了先让他叩头反思做过什么坏事再给他喝一碗符水。过些时日如果病好了就宣传说是信道的功效；病没好就责备此人的心还不够虔诚……
现在赵昺觉得自己就是‘愚公’试图在这个被传统观念禁锢的世界挖开一条路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理念和文明。以免当连接东、西方的大门被打开时中国不会因为落后的文化传统被西方冲击的支离破碎。但是改变太难了只能一点点的去撬动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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